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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會拖累女性嗎?這種觀念可能帶來新的“厭女癥”

2019-04-09 16:19:57    來源:新京報    作者:陳明哲

  如今,“恐育”似乎正成為都市女孩社交軟件中的高頻詞匯。生育似乎與一系列感情色彩消極的詞匯聯系在一起:子宮,血液,破裂,疼痛,憔悴……經歷十個月的負重,冒著盆骨撕裂的風險,女性在孕育中究竟經歷著什么?

  進一步地,那些聲稱“為他生一個孩子”的女性又在表達什么?年輕女性以“不好好讀書是要去生孩子的”口號激勵自己經濟獨立的現象,與女性權利現狀是否相關,又如何相關?“生育”似乎成為我們思考女性的新起點。

  安托瓦內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1936—2014),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女性出版社的創辦者,“婦女解放運動”(M.L.F.,1968)的發起人之一。

  法國女性主義活動家安托瓦內特·福克在《兩性》中提出,將生育看作拖累而追求平等是十分危險的,它將生成一種隱秘的“厭女癥”,導致女性的自我厭惡。《兩性》集結了福克十篇經典文章,雖不具一貫的邏輯脈絡,卻力圖將其“女性學”理論過渡到倫理、政治領域。她繼承了精神分析學說的方法論,為公正地理解女性及其社會角色、地位提供了獨到的視角。

  《兩性:女性學論集》,作者:(法)安托瓦內特·福克,譯者:黃葒,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

一個議題:《第二性》過時了嗎?

  孕育能力是男女最大差異之一,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早已洞察。她提醒我們:從古至今,人的唯一標準是男性,女性因與之差別

  (生育能力)而被邊緣為“他者”;這些差異

  (月經、生育)又往往與動物性相連,因而女性被認為缺乏超越性,她們因不合標準而迷失,無法形成完整的自我。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1945年與讓-保羅·薩特、莫里斯·梅格-龐蒂共同創辦《現代》雜志。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對女性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二性》在政治領域倡導普遍主義女性主義,以“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為口號,在全世界發揮作用。然而,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活動家安托瓦內特·福克在《兩性》中提出,以波伏娃為代表的普遍主義女性主義十分危險,尤其在政治層面的實踐中,它看似積極抵抗男權,實則消極掩蓋差異,這將導致一種隱秘的“厭女癥”。

  “ta們近乎偏執地否認最基本的現實原則——人生而有兩性,借此將人類簡化為虛假的混合中性體,其特征是雄性的、單性別的、同性別的、自戀的、自我分裂的、不孕的,而且完全是利己主義的。”

  作為均等政治運動最重要的活動家和理論家之一,福克理論的起始點是強調本質差異的“女性學”,繼承了精神分析學說的方法論。精神分析的脈絡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在當時,他的精神分析方法不僅發掘了性別的新意義,而且開創了探索性別認同的全新可能路徑,但他依然將女性的多樣性經驗還原為一個不變的公式,這個公式是依照男性經驗建立的。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奧地利精神病醫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其1899年出版的《夢的解析》被認為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形成標志。

  波伏娃較早表達了對精神分析的質疑。她在《第二性》中指出,由于弗洛伊德將男性氣質視為理所當然,因而無法觸及父權制社會根源,與男性相異的女性依然只作為“他者”存在,這意味著“女性特質”和“主體性”彼此不相容,在此意義上,精神分析否定了女性存在的自由。

  雖然波伏娃揭示了女性在精神分析話語中是委身于男性模式才被理解的,但她所倡導的“自主性”依然下意識地以男性為標準,同時,為強調“自由”、“構建”,她無視了強大的社會阻力和身體差異對女性的制約,導致在社會和政治實踐中,女性拼盡全力卻依舊乏力。

  福克在《兩性》中傳達的獨特思想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針對“普遍主義女性主義”提出的“差異主義女性主義”,即不再機械地倡導社會建構論意義上的反本質主義主張,而是切實地尊重真實存在的男女差異。福克的觀點與其對現實政治的參與息息相關,在《我們的運動是不可逆的》《明天,均等》等文章中皆通過對女權運動的描述呈現了福克的政治訴求及其立場的理論-實踐轉換思路;其二,福克對“女性經驗”的強調。福克運用精神分析法重釋了女性經驗并賦予其相應的文化社會含義,《人生而有兩性》《厭女癥的瘟疫》皆為其理論性較強的作品,它們都在強調:子宮和妊娠不僅僅是普通的生理器官和生殖活動,更是一種身份與政治權益。

  政治領域中,福克代表的差異主義/本質主義“均等派”與波伏娃代表的普遍主義/反本質主義“平等派”的對峙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均等派”全面勝利。勝利不僅體現在1999年7月8日在法國憲法中加入“促進男女平等參與選舉委任與擔任公職”這一表述,更體現在均等派的根本政治訴求的實現——“均等法案”的頒布——法國政治決策機構中嚴格實行男女人數均等。

  我們不禁要問,“均等派”的勝利意味著“平等派”訴求全然過時了嗎?《兩性》與《第二性》之間是否如表面所呈現這樣,存在不可彌合的斷裂?《兩性》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我們不妨帶著這些問題閱讀《兩性》。

一元神話:從神到人,女性皆附屬

  福克的“女性學”始于對舊象征的批評:對“一”的追求,不僅深烙在西方傳統宗教和神話之中,而且不斷參與著西方文化的塑造。基督教中唯一的神是男性,從耶和華到耶穌,父子相承。瑪利亞的神圣只因她以處女之身生育耶穌,而這隱喻著對女性性欲的禁錮與生育的奴役。從神到人,女性皆附屬。夏娃只是亞當的一根肋骨,是衍生之物,模仿“一”卻不是“一”。

  福克認為,“平等派”外強中干,以反抗的名義讓菲勒斯秩序更為隱秘地發揮作用——用普遍客觀的外衣包裹男性霸權的內核。菲勒斯

  (Phallus)源自希臘語,指男性生殖器,以勃起的陰莖為代表物。菲勒斯秩序是霸權的秩序,即陰莖-男性與閹割-女性的對應,女性唯有被閹割并承認被閹割,才得以在此秩序下獲得消極合法性。

  菲勒斯秩序首先在社會政治領域獲得現實的肉身,轉化為“厭女癥”的瘟疫。一方面,“平等派”偏執地用冷漠的混合中性體象征兩性,卻忽視了“中性體”是雄性、單質、不孕的;另一方面,社會對女性生育力惡意無視。

  生育力被去象征化,還原為“傳宗接代”功能,女性因生養男孩而獲得價值,這種還原更體現在現代醫療體制對產前檢查的重視與產后恢復的無視上,生育創傷,身形改變,母親的危機——生育奴役與生育價值的剝奪,全部隱沒在照顧孩子的忙亂之中。

  憤怒的女性絕望地嘶喊“我是為你生孩子”,宣泄著、控訴著遭遇到的漠視,卻愈加無助地發覺,哭喊聲泯滅在遍布“厭女癥”瘟疫的文化、經濟、語言、法律所有領域中。

  紀錄片《生門》(2016)展示了4位遭遇極端情況的產婦及其家人在醫院生產過程中的經歷。圖為該片海報。

二號力比多:不再將生育看作消耗

  “子宮”是菲勒斯秩序世界中陰險詭秘的“黑色大陸”。

  這一點似乎絕少例外,世界各地文化中對“宮血”——月經的諱莫如深和仇視,葬送了無數女性。在印度和尼泊爾,經期婦女是污穢的,不僅喝不上熱水,還被獨自囚禁于臟冷的空間中。同樣可怕的是女性自身對子宮的排斥與怨恨。子宮不僅影響就業,而且與巨大的消極疼痛相聯系——在一個男權的家庭中,分娩之痛足以促成“產婦的墜落”。不得不生育的女性,被生育拖累的女性,何以息怒?

  紀錄片《人間世》(2019)里關于女性生育權和性別觀念的真實案例一度引起爭議。圖為該片畫面。

  孕育不再是自然的過程,而是女性難以理解和想象的經歷——孩子是子宮中的寄生物,是邪惡的“他者”,爭奪養分,造成妊娠反應,最后以摧毀母親下體為代價爬出身外,女性失去了對生命本源的向往,女性是被動地為他人生育。

  福克認為,菲勒斯秩序加上普遍主義騙局讓女性異化了生育。女性獨有的妊娠經歷才是女性學的起點:子宮既是對陌生和惡意的消除,又是對生命力與美好的創造。男權中心的精神分析傳統中只有一種男性力比多,而子宮的象征含義被下意識剝離,徒留生物意義上的空殼,福克以與“陰莖嫉妒”相對應的“子宮嫉妒”解釋這一現象。

  效仿傳統精神分析,福克引用了古希臘神話闡明“子宮嫉妒”:弒母的俄瑞斯特斯被雅典娜宣判無罪,而雅典娜生于宙斯的頭顱中,在子宮缺席時。來自非子宮的女神宣判“弒母無罪”揭示了男性對女性“生育力”的嫉妒,他們是被閹割的子宮,因嫉妒而“厭女”。女性應當承認“子宮力比多”,即“力比多2”。

  子宮作為敞開著的容器經歷著創造與變化;受孕意味著卸下防備,無私地接納“他者”,消除仇恨與隔離,形成身體的思考。孕婦在完全屬于自己的時間中完成承諾,然后敞開自己,釋放女性生命的話語。真正的精神分析應當超越“子宮嫉妒”,轉而承認“力比多2”,才能由蒙昧轉向一種以“感恩”為標志的倫理模式。

  “力比多2”給予女性“自我賦權”的方向,帶著欣賞和好奇重新體驗自己的身體,不再將生育看作消耗,而是感受它的原始創造性,將它作為倫理和政治的基點。

三重任務:生育、家務、職業勞動

  婦女給予世界以生命的饋贈,卻因此失敗于職場。

  福克雖然強調“生育”對女性的重要性,亦極力阻止女性落入生育陷阱。為此福克不僅參與法國女性墮胎合法化進程,且促使避孕技術這種簡單的科技進步轉變為一場“文明的運動”,結果是包含“薇依法案”在內的多種新制度的頒布;她還洞悉了職業女性的艱難生存現狀——大多數負擔著“三重生產”:生育、家務、職業勞動,而只有職業勞動的價值得到承認,以至女性主動意愿以被閹割為代價從事職業勞動而獲得價值。

  《都挺好》(2019)劇中人物蘇明玉。

  熱劇《都挺好》中,被家庭遺棄的小女兒蘇明玉是以在第三重生產中全面獲勝而獲得認可的典型,她成為一個強競爭性的冷漠拯救者,高高在上的施予者,對于家務和生育她是失語的,她也不屑于言說。同時她是美麗的,“她越是需要工作,絕佳的外貌對她就越是有利”,菲勒斯秩序下,她必須成為美麗的“女兒子”。

  福克認為,正是由于子宮的獨特價值沒有得到象征層面的承認,所以生育的重要性遠低于職業勞動,如若一直如此,政治層面的對女性生育的保障措施也將適得其反。然而,在當下社會中,若明玉嫁作人婦,相夫教子,她只會成為一個凄凄切切的沉默怨婦,永無出頭之日。正如《第二性》所啟示我們的,接受束縛比擺脫束縛更容易,女性如何抵御滑向極樂的誘惑,在此,不僅指成為“衣食無憂”的“賢妻良母”的誘惑,更指成為“女兒子”的誘惑,這是值得我們反復思考的問題。

  福克的“女性學”在象征層面對兩性差異的強調極具啟示性,但能否順利過渡到倫理政治領域,卻有待商榷。

  首先,政治決策領域嚴格的男女人數均等只是“政治正確”的“量的均等”,獲得權力的女性承接著霸權邏輯,延續著菲勒斯秩序,這與被其批判的普遍主義產生的后果差別無幾;其次,如若想要實現質的均等,從“女性學”出發將導出男女因其性別特質而對應不同職業,如此一來政治領域內的均等運動都將成為不合邏輯的實踐,如何避免“男權陷阱”又重新成為問題。而“平等派”提出應當區分人的“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以打破傳統的兩性刻板印象,這似乎更有利于女性獲得平等的機會。

  作者:陳明哲

  編輯:董牧孜、西西、風小楊

  校對:翟永軍

(責任編輯:吉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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